第一編 聖方濟及其時代

第一章聖方濟以前的時代

主曆1182年，在義大利中部亞平寧山所環抱著的翁布利亞（Umbria）自治區中，方濟誕生了。當時的社會有著一副特殊的面貌。

當時，中世紀流行的普世一統的學說還沒有完全表現在哲學和藝術方面。這要到下一個世紀，綜合貫通一切的偉大士林哲學（經院哲學），宏偉的哥德式教堂，以及詩人但丁寫的「神劇」（Divina Commedia）出現之後，那些學說才完全表現出來。不過，政治和宗教方面，卻已經開始失去其穩固性。事實上，自從腓特烈一世（Federico Barbarossa；1122-1190）去世後，人們便不再把神聖羅馬帝國看做應受尊重的政權，反而視之為應予打倒的敵人。當時在德國已出現強大的分封侯和自由城市，在義大利則有自治區，這一切都促使帝國崩潰瓦解。另一方面，各學院中所講授的主要內容還是教會的學說和主張。教會經過教宗額我略七世（Gregory VII；1073-1085）改革後，不論紀律、聖德或權力各方面皆不斷地改進發展；在其後的數位教宗，不僅都是極有聖德的聖職人員，而且也是才能出眾的法學家和政治家。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在位時，教會更達到了教會史上最完滿的時期之一；然而，同時異端邪說卻也有如細菌般在平民大眾之間繁殖滋長。

義大利開始出現一種新現象：在主教們支持的教會與遭受分封侯攻擊的帝國兩種勢力之外，又產生一種新現象，即「自治區」（Commune）。這種自治區是以平民為核心的組織。他們勞動、生產、經商、旅行、控制金融，並因此進而控制權力。他們希望自治，極力擺脫封建的奴隸制度，反對各大小分封侯的干涉。自治區的出現顯示散漫的佃農開始團結形成組織，城市逐漸吸收農村平民，貨幣經濟取代土地經濟，市場交易增加，小型工廠和商店蜂起林立，手工藝者在工廠裡可以習得專門技藝，並各以其所長，分工合作。

由於政治經濟型態逐漸改變，因此基層人民雖然仍生活在統一的帝國內，但卻已逐漸形成一種新的方式，遠比封建制度下的生活更為積極而有活力。這個情況也產生不同的精神需求，最明顯的實例就是本地方言的傳播和應用，甚至正式公文也開始使用本地方言。語言的演變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一種新的語言代表著一個新的民族，除非文化發生改變，這是決不會發生的。

這個組成自治區的新民族，不但掙脫封建制度的控制，而且也不願再接受教會強大勢力之一的隱修院的良好影響。聖本篤（AD 480-547）適應西方拉丁民族的實際需要，改革了隱修院的生活，除了過去實行的祈禱和苦行之外，他還加上勞動工作和適度有節等原則。經過聖本篤的改革之後，在蠻族南侵以及封建制度盛行的時代，各隱修院都變成了福傳、教育和文化的主要中心。隱修院通常就建築在強權霸主的堡壘旁邊，屢次也與那些堡壘相對而立。隱修院四周的平民，在隱修院院長和修士們的領導下生活、勞動、構成村落。隱修院有自己的圖書館，也有自己的學院；他們負責改良土地，變沼澤為乾地，化荒野為良田；除了傳授農藝，使人人都能享受安定富足的生活之外，更給那些崇拜偶像的地方帶來基督的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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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聖教宗大額我略（Gregory the Great；AD 540-604）開創之功，本篤會隱修士成為最早的傳教士：坎特布里的聖奧斯定（S. Agostino di Canterbury），偕同四十位隱修士感化了英格蘭：聖波尼法爵（S. Bonifacio）感化了日耳曼；聖阿達伯特（S. Adalberto）感化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亞。按照各個時代不同的需要，由本篤會的會規產生出其他活力充沛的新支派，例如：在法國有克魯尼亞隱修會（Cluniacensi）和西篤隱修會（Cistercensi）；在義大利則有嘉瑪道理隱修會（Camaldolesi）和瓦隆勃羅沙隱修會（Vallombrosani）。第十一及十二世紀時，從本篤會這株大樹上長出來的壯碩樹枝促進了教會和人類的文明，開化了日耳曼、蘇格蘭、愛爾蘭、以及斯堪地納維亞等地的野蠻部族。十二世紀初，西篤會出了一位偉人，基亞拉瓦的聖伯爾納德（S. Bernardo da Chiaravalle；AD 1090-1153），他不但在修院中是位神秘靈修造詣極高的會士，而且還遵照羅馬聖座的命令，著手改革修會並宣講十字軍的工作。不過，聖伯爾納德是個例外；一般而言，隱修士從不離開修院。

十二世紀初，那些在義大利的自治區裡辛苦勞動的人們，已經開始有人騎著騾子，帶著一捆捆布料或羊毛，袋裡盛著新鑄的錢幣，翻山越嶺，跨過阿爾卑斯山。他們在那個時代，做著我們現代的工作，這些從事新奇事業的新式騎士，都聽不到隱修士們的聲音。這時來到這些中產階級小市民中間的不再是隱修士，而是從阿爾卑斯山後來的異端教徒，有喀大利派（Catari）、巴大利尼派（Patarini），以及瓦耳代西派（Valdesi）。他們到處散播謬說，鼓吹人重度福音生活，宣傳貧窮、勞動、共產主義、以及反抗教會。聆聽他們宣講的是一般的平民大眾、工人和婦女。他們用煽惑人心的言論，攻擊聖職界與隱修士，嚴厲批評他們當中偶有的不良行為。他們又自稱修有貧窮和貞潔的美德，是基督真正的弟子。當時司鐸在教堂裡講道時，說的是拉丁文；他們卻用本地言語向民眾宣講福音。他們有的也宣傳末世的思想，說不久將有一個假基督要來。民眾聽了都覺得驚奇，而被他們打動。他們幾乎都談論貧窮的問題，這是與聽眾有著切身關係的問題；因為當時的社會，雖然貴族與奴僕的區別已逐漸模糊，但是貧富高下的等級仍然明顯。十二世紀中葉後出現的非奧來的若亞敬（Gioacchino da Fiore；1135-1202）預言將有一個「第三時代」，一個精神的時代，一個教會淨化的時代。那些假先知散佈邪說的聲音也因此而更為加強，他們的謬論煽動聽眾、迷惑人心。當時一般的平民大眾，雖然忙碌於各種勞動工作，卻並未把永生大事完全置諸腦後，因為當時的人都極關心永生這個重大問題，所以他們也都很重視宗教。

在這個時期中，以前的與新興的兩種勢力同時並存。神聖羅馬帝國、封建制度和騎士等，仍然是當時現實的體制；它們雖然已逐漸衰落，但依舊保持著龐大的組織。事實上，它們越是沒落式微，越是在人們的幻想中、以及藝術的領域內擴展伸張。最後人們由於懷念它們，把它們作為吟咏的題材。至於那些騎士，卻在十字軍裡發出英雄日暮的餘暉。十字軍一方面給封建的舊社會打開一條出路，另一方面也給剛形成的新社會提供思想和經濟的來源。的確，參加十字軍是英雄性的壯烈豪舉，不但可以表現個人勇敢和堅強的信德，同時也可以藉此一睹遠方異地的新奇風光。這一切在騎士們的心中燃起了一股烈火，使他們急欲從軍東征，設法將耶穌的聖墓從異教人的手中奪回。參拜耶穌的故鄉，重活福音的理想，對那些真正的信徒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這樣的信徒把這種理想傳給了平民大眾。在另外一方面，將船隻駛往東方各港口，直接認識當地的人民，進行各種貨物交易，這一切都引起那些沿海的國家，以及經營貿易的中產階級極大的興趣。

上述的一切複雜因素促使歐洲各地人民的生活，尤其是義大利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為活躍。就整個國家來說，義大利人是最後脫離古代世界的；可是，對於新興的世界，他們卻很早就參加了，且帶有他們獨特的面貌。就某種意義來說，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具有地域的固定性。地域束縛人，固定性使人傾向靜觀默想。相反的，自治區是動態的，而活動表示實際行動。因此，兩種不同的心靈同時存在。對傾向於靜觀默想的人，教會給了他們偉大的隱修會。這些隱修會曾經開化了野蠻民族，教育了騎士和平民，安慰了悔改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然而，對新興的中產階級，教會給了他們什麼呢？他們不喜歡聽拉丁文，對漫長的宗教聖歌開始感到厭煩，也沒有時間再到隱修院去請求平安的祝福；他們開始用自己的文字來書寫、閱讀、以及記帳。司鐸們的牧靈工作有時做得很好，有時卻並不理想；當時的那種情形使他們束手無策，無法予以全面的回應。異端邪說因而有機可乘，因而滲入平民大眾，尤其深入鞋匠、裁縫和紡織等工人之間；這些人給了異端教派最大的幫助。到了十二世紀末葉，在信仰基督的民族中可以感到雙重的需要：一方面要使生活密切地符合福音，另一方面也應該以基督精神提昇那些新的生活方式，尤其要賦予那日後要成為文化特徵的福音價值。就在這個時候，上主派遣聖方濟來到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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