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在中國耕耘（一九二二－一九三三）
一九二二年
我把在華工作期間的一些思想和事實收集成書，有三個動機：
（一）把「夫至大」及「教會事件」二通諭的傳教革新原則加以適當的說明與肯定。
（二）對過去曾愉快攜手合作過的傳教士們表達我的敬意。
（三）對我的上司表示由衷的感激，並向高尚的中華兒女獻出公正的肯定和同情。必須以良知和基督思想去說服並矯正許多對中國的誤解。
（一）我的任命
我年輕時與羅馬中樞從來沒有接觸。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忽接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來函，通知我說，教宗碧岳十一世要派我到中國出任宗座代表。教宗在做米蘭教區總主教期間，曾為我教區的窮人捐過款，因而有過一面之緣。現在他身為教宗，我以非常感動和惶恐的心情，馬上去晉謁教宗辭謝這重任，向他表示我在斐烏梅那點經驗，實在微不足道。教宗卻答說：
「事情雖然有大小，原則常是一樣。你以服從和犧牲的精神出使中國，天主自會助佑你。你說沒有準備也是人之常情。不了解的事，可以學習。你先到傳信部研究一下，再來見我。」
我只有俯首從命了。走出梵蒂岡時，心情雖沉重，倒很鎮靜，也充滿希望。走到聖伯鐸墓前，祈求這位偉大漁夫助佑。
（二）訪傳信部
為準備我的新職務，我就到傳信部找尋資料。但對外得嚴守秘密，不動聲色，唯恐像過去一樣，遭到反對而功敗垂成。
我看到光主教（Mgr. Guebriant）巡閱中國的報告書，感謝他已為宗座駐華代表鋪好了路；他曾走遍中國各地，並將「夫至大」通諭上提到的各項傳教問題，也一一和傳教士研究過，對聖座有極大的影響力。（見圖87頁）
87頁圖
我在羅馬逗留了一個月左右。王老松部長要我盡快召開全國主教會議，以便實現「夫至大」通諭的理想，並要我盡速動身。但在上船之前，切勿洩露身份，以後就無關緊要了。
國務卿嘉斯巴利樞機告訴我，中國已有很多傑出官員，為何找不出幾位中國主教？
教宗以慈祥言語鼓勵我，指示我。要我別為我的孤兒院擔心，因有我弟弟接管。教宗高瞻遠矚，真知灼見，處事周詳。祝福了我，又送我一枚銀製聖牌作紀念。我常把它帶在身上。
我綜合了上級的指示，寫在日記簿上：
（一）宗座代表是純宗教性的，不應有任何政治色彩。
（二）和一總人都表示友善，不論中國官員，或外國使節。但要絕對保持自主，不袒護列強的政治利益；我只屬較宗，代表教宗。
（三）聖座不務政治，政治卻有時進入宗教圈裡。這不過是偶然的、短暫的。
（四）聖座在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列強的政治和聖座毫無瓜葛。教宗關懷中國，切願中國強大起來，主張中國歸中國人。
（五）傳教事業只是服務，教會所以稱為至公的，一般來說，教會該由本地人作主教為原則，但初創時期，客籍傳教士是不可或缺的。等本地聖統建立後，客籍傳教士曉得自己任務完成了，應立即束裝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園地。
傳信部交給了我一包文件，要我到香港後再分發，包括兩件重要公文：一件是我的委任狀，另一件是──
宗座駐華代表設立公文：
教宗碧岳十一世
鑒於中國教務日益昌盛，代牧、監牧林立。為表示對中國人民之關懷，和滿足各地教會首長之期望，並增進教會之榮耀，決設立宗座代表。目的在使中華民國之人民，更感受到吾人之特殊眷顧。使當地教會首長能精誠團結，在統一指揮下治理教務，進而使中國教務更上一層樓。職是之故，吾人經與傳信部樞機委員們慎重研究之後，以吾人之宗座最高權力，明文正式成立宗座駐華代表，並指定其職權遍及全國五教會區域，且包括各大小島嶼，但台灣監牧區除外。此公文立即生效。今後一切有關人士，應絕對遵照，不得有違。以前與此牴觸之規定均予以作廢。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吾人登基一年頒於
羅馬伯鐸大殿（漁人璽）
國務卿 嘉斯巴利樞機（簽署）
（一）法國小住
我在修院時學過法文，但沒機會練習，離動身前還有一個多月，我便順道去法國遊學一番。在大戰期間我曾到法國前線參觀過。這次先到亞納西，向聖方濟撒肋及聖婦尚達遺骸致敬。
我轉往克奴白的一所會院。一天，院長給我送來一份十字報，內載我被任命為中國宗座視察員的消息，使我非常驚奇！是誰洩了密？我連母親都沒告訴（只說有一新職。）
我指著報紙以肯定的語氣對院長說：「報紙經常捕風捉影；光主教才視察中國回來，不會再派視察員。」
我也去參觀了沙特斯隱修院，這所馳名世界的聖地，如今已成廢墟──這都是法國暴徒做的好事！
在里昂某教堂看到總主教文告，呼籲教友接濟貧困的神職界──這是殘暴政府摧殘教會的劣跡！令人感動的是：法國神職界寧願甘心受困，也不願放棄效忠教宗。
回來後在都林小住一天，路遇一老婦伸手討錢，但我沒給她──自從我開辦了育幼院後，常為他們打算，就已習慣不在街頭施捨。這時正好有另一老婦經過，對乞丐說：「我只能給妳兩個錢，我以賣鞋為生，今天感謝天主無意間讓我多賣了幾雙，我們同病相憐，可惜我無力多給……」當時我尷尬萬分，這位老嫗無意間給我這位堂堂大主教當頭一棒，打醒了我精打細算的美夢，趕快摸出幾個錢給了她。
（二）臨別依依
人非草木，離鄉背井捨親遠行，總有幾分離情。
我告訴母親要去傳教區工作，母親感嘆地說：「你要去很遠的地方嗎？」「是的，海上航行要一個月。」她帶著顫抖的聲音說：「你當服從教宗命令，他命令你去哪裡就去哪裡，今生也許不能相見，天堂上再見吧！」她的另一教訓是：「你和弟弟所掙的錢，希望都去濟貧，因為你們棄家修道，絕不能發財。」臨別時我們相互擁抱，誰也說不出一句話。
我向弟弟接管的孤兒院話別時，大家淚眼汪汪，依依不捨。（見圖18頁）
斐烏梅的人們等我返任，哪曉得我正束裝遠行，令人難過的是：未能親身向他們道別，只好在海上寫封辭別信了，我很珍惜跟他們那段共患難的日子。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輪船由威尼斯港起錨，航經修院時，不少教授揮巾送行，身材修長的弟弟也在其中，我的情緒更加激動。
18頁圖
（三）行行重行行
船經地中海時，想到加里肋亞的漁夫曾橫過這片海面，在羅馬建立了天主的教會。在紅海航程途中，使我想起梅瑟領導以色列逃出埃及的一幕。
當我在船上看書時讀到一位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宗教不能適應，頗以自己的傳統和宗教為榮。另一段記載，一位日本少女對天主降生地點的意見是：歐洲人有原罪，日本人沒有，所以不必降生在日本。近日進一步研讀聖保祿書信──傳教學最基本的文獻，發現他的傳教方法總歸一句話──隨機應變。
（四）途經檳城、新加坡
我們在檳榔嶼停泊，準備參觀巴黎外方傳教會所辦的大修院。我在壓制了不滿和些許同情心情況下，才坐上了人力車。見了院長，他問我屬那一教區，我難以回答。他面帶微笑，像是發現秘密似地說：「我知道了，你是法學專家，奉命到中國召開會議的。」
事實上，我不是法學專家，但他猜中了，我是到中國召開會議的。
這座修院是遠東本籍教區神職的搖籃，有二百六十六年歷史，也受到教難的困擾，有四十九位為主殉道。
共有百餘位修士在此畢業晉升鐸品。面對時代的進步和變遷，他們應加倍訓練中國修士，這樣可以節省旅費，同時又可讓中國修士在自己熟習的環境、風俗、習慣、和語言中生活。
船停新加坡，教友們餽贈了火腿和水果以表達對主教的敬意，使我非常感動。
有幾位乘客下船買了幾枚紀念章，有一枚很特殊：一面是教宗像，反面是魔鬼的頭，四週寫著：「醜陋的教會具有魔鬼的嘴臉。」──是荷、英基督教的惡作劇。
（五）香港
十一月八日船到香港，教區總務神父接我到主教公署，香港代牧師主教（Pozzoni）問我：
「你是宗座代表嗎？」
「是的。」
「一位修女從新加坡拍電報告訴了這消息，我有點懷疑，否則，我自然要去碼頭迎接。」
他慈祥而有見地，充滿基督精神，每天都聽告解。我問他中國教會如何接受「夫至大」通諭。他說：
「用尊重的態度去接受，若說『甘心』都是騙人的。大家都承認不久會出現中國主教。但有人以為時機尚未成熟。」
我也注意到，一向轉載宗座文獻的法文雜誌和中日傳教年艦對「夫至大」通諭卻隻字未提。
十一月八日晚，收到嘉斯巴利樞機電報：「聖父慈父般哀悼令堂的逝世，亡者得以安息，生者享有天上慰藉。」
我今後更形孤單，對善行價值更加重視。但天上多了一位代禱者。
威尼斯馮丹樞機也來信慰問，他在我走後曾拜訪過家母。
某日彌撒後，一位衣服襤褸的窮老頭，用拉丁文向我道賀，拿出五元美金要我轉給教宗，以表達對教宗派代表的謝意。他不許我推辭，要了一張教宗玉照；他是聖堂工友，從傳教士那裡學會了拉丁文，沒有真正薪水，只要有點錢就給傳教士買點東西。五元美金要幾個月才能省下。
現在在這裡，教宗的聲望強過歐洲。教宗在教友眼中是生活的基督，全人類的慈父。
（一）正式就職
到港不久，立刻向傳教區的領袖們寄發了傳信部成立駐華代表的公函。各地回信表示感激；代牧、神父和教友都很興奮。北京的法國和義大利公使也都表示歡迎，並願為我效勞。我辭謝了他們的美意。我立刻向傳信部報告，成立代表機構非常順利，只是報紙表示驚奇。
依照光主教與傳信部的指示，我在香港召開了華南七個代牧區的會議。很幸運地首次遇到許多德高望重的主教與傳教士，我尊重他們的經驗，讓他們完全自由地去討論，我只從旁鼓勵他們。而他們竟為家母舉行了追思彌撒大典，使我深受感動。
我視察了香港的教會事業，印象深刻，其中，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兩機構，堪稱模範：納匝肋印刷所，出版傳教、護教和語言學等書籍；伯大尼療養院是傳教士休息、治療和調養的場所。
（二）澳門行
澳門和廣州是進入中國的兩個橋頭堡。十二月一日我來到澳門。立刻研究該地教會情況。教會組織雖完善，但近四百年的成果並不樂觀，十六萬人口中只有六千教友，是統治階級的宗教。這當然不是人的過錯，是方法上的偏差。從光禿禿的聖堂巨大牆壁遺跡上，可以看出其興衰的遭遇。
一七○五年，教宗特使多羅宗主教到北京為調停不幸的中國禮儀之爭。因無葡王同意而被澳門總督軟禁。教宗在三年後提升他為樞機，他數月後逝世。
十年後另一位教宗特使嘉樂蒙席來華，受到北京朝廷熱烈接待。但因皇帝不滿意中國禮儀之爭而被下逐客令。
我想我是兩位特使的繼承人，正值革命的時代，前途未卜，只有把握原則，而置生死於度外了。
澳門慈幼會的孤兒們把他們的小小積蓄送給我的包土革老的育幼院，多感人的善舉！
葡國的保教權現在只限澳門。但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外交庇護應加修正。佛教來華並無外力保護而生了根。基督教會傳到西方時也無外國機構保護。固然有殉道者，但殉教人的血是新教友的種子。取消特權不易，可是為了建設本地教會，即使苦也值得。
（三）訪問廣州
法國領事院替我引見廣州軍政首長，我婉謝了。我願讓人相信，天主教不受外人保護，也非列強工具。我是為了教會利益，才尋求自由行動。領事倒也不再堅持，我們相互拜訪，彼此尊重。
我向地方首長們表示，天主教也注意到人民的社會福利，教人尊重領袖，承認私產權，為國家祈禱，但決不干涉中國內政。
廣州的聖心學校，教友人數雖不多，功效卻很大──有助於改善對天主教的形象。
我為育幼院的十二名重病嬰兒付了洗。事後我才了解，因了迷信，父母不願孩兒死在家中，若送到善人手中可減輕他們的負擔。但我們不可為此而刺傷中國人民──殘酷的母親在東方和西方都有，這只能算是例外；事實上，中國家庭最嚴謹，很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我們要實話實說，不可言過其實。目前西方的墮胎難道不殘酷！
慈善工作，是默默為基督鋪路的工作，透過愛心的服務吸引人愛戴教會。教區在珠江口建立了一座痲瘋病院，我降幅他們時，聞到刺鼻的腐肉味。而無原罪會修女們洗擦病人的傷口時，卻態度安詳，簡直表現了英雄特色。
我原有意到上川島參觀聖方濟薩威朝聖地，因怕海盜而作罷。
（四）中國局勢鳥瞰
我受命以後，立即研究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和中國人民的心理。正反兩方面的書都過目。
中西雙方關係，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就開始了。接著，法、英、美相繼來華，歷經太平天國之亂，馬關條約，拳匪之亂。中國相繼戰爭失利而割地、賠款、允許外人通商、辦學和傳教。無法再閉關自守了。
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教會也發生了關係。有些歐洲政府在本國把一些教士驅逐出境，卻在中國竭力保護他們──骨子裡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中國法官處理教友案件時，常怕傳教士的干預，因為他們有不平等條約及治外法權作護身符。
（一）宗徒們一到羅馬，立刻就設置了本地主教。天主教在中國歷經三個世紀，全體五十餘主教仍然清一色都是外國人。天主教在中國人眼中成了外國進口貨色，又常與外國政治利益發生關係，難道這是中國人的錯？必須盡速讓中國人作主教。
（二）教會初期只有教區，沒有修會，讓位比較容易。現在請傳教修會讓位就困難多了。
（三）教會初期傳教工作有特殊的機動性。他們短暫停留後，馬上轉往下一站。
（四）有一本傳教士寫的「傳教的方法」書中，很刻薄地控訴了中國人的殘暴。他們卻忘記了羅馬鬥獸場的殘酷遊戲。
我願這本書立刻禁止流傳。傳教士來華，不是為揭發中國人民的缺點，而要愛護他們，才能獲得人靈。
（五）在香港有人對我說，連中國神父也願享受特權而不願改變現狀；他們職位雖低，只要待遇好也就滿足了。但教會卻應從至公性去看事。
（六）雷鳴遠和湯作霖兩位神父的某些傳教方法以及為中國主教催生的主張遭到不少指責。其實，法國教士邵理（Joly）早就有過這樣主張，同時「夫至大」已凌駕私人觀點而有其完整的價值。
（七）在基督眼中，沒有種族優劣問題，只有靈魂的存在，每個靈魂都是祂寶血所贖，都一樣珍貴。教會享有的治外法權，很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我們來華非為組織外國機構，而是來建立本地教會。
（八）香港的嘉神父對我說：「基督教的教義雖不統一，但宣傳卻是一致的。我們的教義雖統一，但宣傳卻很分歧。」
一九二二年聖誕前夕我到達上海──此處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國際都市。我作了法國耶穌會的貴賓，可敬的姚主教熱誠地招待了我。我參觀了震旦大學和徐家匯的種種事業，它們座落在利瑪竇時代皈依的徐光啟之墓的周圍，令人印象深刻。
我應傑出教友陸伯鴻之邀，在他創辦的安老院舉行彌撒，並為三十三位老人付洗──憑我鄉間牧靈經驗，這些經文仍能背誦。這群聾、瞎和殘廢的老人，透過洗禮正式加入了「戰爭」的教會，不久便是「凱旋」教會的成員。
我祝福了三百來位老人，也向為老人服務的安貧小姊妹會致意，告訴修女們，這些老人就是教會的財富。
十二月廿九日晚抵達了北京，受到多位神職和義法使館代表的歡迎。我和兩國的公使保持著良好的交往，但常保有教會的自由與地位，也告訴他們，我來是為傳播福音。他二人向我表示保教權將會自動撤消，但時候還沒有到，因為目前中國時局不穩。
我向北平教區借調趙懷義神父作我中文秘書，林主教慨然同意。趙神父是老教友家庭出身，父親是拳匪之亂的犧牲者。（見圖73頁）
73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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