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
上海全國主教會議曾渴望三件事：翻譯聖經，統一要理問答以及設立文教機構。關於翻譯聖經方面，須有精通希伯來文、神學和中國現代語文的人才，目前正在訓練中。有關要理問答編纂委員會，已請兗州韓寧鎬主教擔任召集人，一切都照規定完成了，毫無遲延。文教方面，以公教教育聯合會名義開始分工合作：聖言會苗德秀神父負責印刷；巴黎外方傳教會雍守正神父負責學校；美籍奥圖爾神父、胡佈來神父、和程有猷神父負責中文書籍部分。後來趙文南、于斌、牛若望以及一些會上也陸續加入陣營。該會設在代表公署内，雙方同仁天天見面，形同手足。
蔣總司令於一九二六年由廣州誓師北伐，先以宣傳説服民心，再以武力平定叛軍，終於在二十三個月内控制了漢口、南京和北京。一向與公教關係不錯的閻錫山，和平地接收了北京。中國暫時獲得平安，民族意識也覺醒。革命政府要求列强尊重中國主權與土地之完整。
傳教士的特權也一筆勾消，政府與列强簽約時，將不涉及傳教士問題，使政教劃分了界限。我相信儘快成立國籍教區的時期已成熟，這也是國民革命帶給教會的希望。雖然土匪與共黨的威脅仍在，但新中國正在發揚光大中。
現有公署逐漸不敷使用，久經策劃後，終於買到遜清宣統叔父的榮王府──廼兹府。這座王府在皇帝史上有其輝煌歲月，今天成為中國教友與聖座聯繫的橋樑。
迺兹府廳堂繁多，具有中國至高藝術風格，不亞於其他國家使館。尤其遠離各國使館區，不會引起中國人反感。過去即使在混亂中，我從不逃避到使館區，也不請求派兵保護。（圖見74頁）
整修王府時，盡力避免浪費，只美化了正廳，正中懸掛教宗碧岳十一世的畫像，右側為上海全國教務會議的油畫，左側是中國六位主教的油畫。裝飾和家具無不具備中國傳統藝術特色。大廳中心的小祠堂改為小聖堂。也有公教教育聯合會和公教進行會專用的庭院。（編者按：公署每逢週末開放兒童來遊戲，剛主教也同孩子們打成一片，並招待糖果。）
六月十七日原屋主榮王特來拜謝，贈送如意一支，鮮花一籃，和以前皇帝御賜的花瓶一對。六月二十二日，榮王妃也來訪，經過小聖堂，得到我的首肯後，她兩膝跪地，前額幾乎觸地，向聖壇致敬。當她看到我的臥室時，告訴我這是她公翁老榮親王的臥室，大約百年前（一七九六－一八二○）嘉慶皇帝曾睡於此。當時雷鳴遠也在場，他向王妃寒暄幾句後，轉頭對我説：「嘉慶皇帝曾迫害過教會──在成都處死徐德新主教（Dufesse），在長沙絞死藍月旺神父（Lanutrua），在武昌絞死劉克來神父（Clet）。」「上主在人間遊戲」（箴八31）。想不到以前迫害過教會的皇帝臥室，今天卻成了敎宗代表的寢室。迫害敎會的人像暴風雨般過去，上主的教會卻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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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傳教士抱怨他們的主敎獨斷獨行，不願召開教區會議。這種作風削弱了他們的責任感，而影響了工作情緒。根據聖教法典，主教在重大事件上須先聽取教區會議的意見。所以最好每月規定一兩天，定期召開教區會議。即便無事，也可使同甘共苦的工作同仁，有交換意見和暢談的機會。
雷鳴遠神父在歐洲度過了幾年流徙的生活之後，於一九二七年回到了中國。我曾没法使他回到中國。我也必須聲明，遣使會萬爾典會長（Verdier）接納了我的意見，並未表示有什麼困難。
雷鳴遠在北平對我說：「教會初期没有修會，所以，傳教士勢必設法組織本地聖統。今天的傳教士為顧及自己的修會，而把建立聖統的事撇開了。前者是使徒方法，它感化了西方。後者在東方行之數百年，東方尚未被歸化。
西班牙道明會來東方三百年，除了開辦一所公教大學，功在教會外，卻不能建立本地教區。連無私的修女也受到影響。仁愛會的中國修女已佔半數，而中國修女卻不能做院長。」
教廷任命程有猷為宣化教區主教，以繼任去世的趙懷義主教。每當聖統的大綱出現一個小洞時，馬上就補起，好使宗徒事業延續不斷。
局勢仍不穩，我費了很多周折，才弄到一節没有座位的鐵皮貨車。六月三十日，我與五十餘位客人──來自平、津、保及蠡縣的主教、神父和教友一同前往宣化。火車頭老舊，煤質欠佳，雖然給了不少小費，火車仍是走走停停。只好坐在車中過夜了。預計主日上午舉行大禮，可是延到中午才看到宣化城牆，火車卻又抛錨了。我和天津文主教各騎一匹教友牽來的名駒向宣化奔馳。大典改在次日舉行。我們的人到齊後迅速舉行彌撒以滿全主日義務。然後大家共享了一頓豐富的午餐，這一餐原為慶祝新主教準備的，只好提前享用了。
祝聖禮於次日聖母往見日（七月二日）舉行。典禮具有大公性：包括七個修會（遣使會、聖母聖心會、本篤會，贖世主會、方濟會、聖言會、聖母昆仲會），八個教區（宣化、北平、天津、保定、蠡縣、汾陽、西灣子、大同）九個國籍（中、義、法、比、荷、西、美、德、韓）。由此可知，教會──公教，早在莫斯科之前已經國際化了。聯同軍政首長在内共數千人參加了大典和盛宴。
教宗依諾森十一世（一六七六－一六八九）對派往遠東傳教的某主教説：「我寧願聽到在那裡祝聖一位神父，遠勝於歸化五萬人受洗。」他是指建立本地教會。
附記：程主教七年後不幸感染肺癆而逝世。在他任内，教友增加六千人。他一生勤勞不懈──講道、授課、獻祭。總歸一句話：鞠躬盡瘁。
我抽暇到宣化北山愛瑪塢，與我心愛的主徒會士團聚。我在晚上把主徒會的神貧願的原則列入會章中。會士犧牲個人支配財產的權利，同時也可避免為財產而操心。修會將為他們提供妥善的安排。
我發現中國農民大多貧苦，很少吃肉，不穿内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雖無神貧願，如果他們能信主而以超性的目的度日，無疑地將是聖家生活的再現。往往在我們中間雖有神貧聖願，卻無神貧實質。耶穌重視實質，遠勝於形式。
我希望主徒會士誠心放棄現世之物，要誠實、忍耐、自律、甘心操練神貧之德。基督看透人心，酬報眞正神貧和犧牲的人，而不理睬只重形式的人。
我和濟南瑞明幹主教，曾有數次交往，他富有其會祖聖方濟精神，令人欽佩。不幸於去年逝世。對其繼任人選，傳信部問我的意見，於是我才有濟南之旅。
我們經過一段中日對峙的緩衝區，我們付給紅槍會買路錢後，才安然通過該區。濟南教區屬德籍方濟會管理，教友多是農商小民，有座高大華麗的聖堂，教友卻寥寥無幾。
我們也應盡力吸引知識分子，為此，應先創辦高級學校，然後再建聖堂不遲。我已看到教會在濟南開始新生，已建有新式學校，一座醫院，和一座大修院──我有意把它提升為區域性的總修院。
泰山為中國五嶽之一，中國人相信在這裡較其它任何地方，更能彰顯神祇的威嚴與神能。山頂寺廟衆多，然而宗教思想並不侷限於寺廟中，因為整個山嶽被視為寺廟。這，種崇拜大自然的敬禮，若把迷信色彩除去，將具有深奧的宗教意義，因為大自然就在彰顯天主的榮耀。
漢武帝於公元前一一○年首次在泰山頂上舉行祭「皇天」大典，在山腳下祭「后土」大典。此大典由後代皇帝傳承仿效。
轎夫抬著我們拾級而上（圖見77頁），共有六千七百餘石階，既壯觀又驚險。它具有中國典型偉大建築的雄偉。到處都是刻於石碑上的大字，多為詩句與宗教之類的銘文，可使人感受到宗教聖地的莊嚴肅穆，也鼓舞人心向上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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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教務會議上，當提起成立公教進行會時，發現很多主教不大贊成，因此我不堅持馬上辦。他們反對的理由是：
（一）老西開事件，餘悸猶存。
（二）教友組織有形成跋扈、反抗或淪為政治暴亂的危險工具。
（三）傳道員可擔任同樣角色，何必多此一舉。
我仔細推敲反對的理由：老西開是天主教座堂所在地，屬中國主權。法國公使有意劃入法租界。雷鳴遠、天津教友和教外人士聯合抗議這種侵犯中國主權行為，因而開罪了法國傳教士，從而遷怒於公進會和雷神父。我認為中國教友有權履行他們的愛國行為。當然這事若漫無節制，演變成盲目排斥所有外籍傳教士的話，也非我們所樂見。有關傳道員地位，他們固然優秀能幹，但在教外人眼中，他們出身寒微，學識不高，不過是拿薪水的雇員罷了，和公教進行會不能同日而語。經過長期思考，我遂決定成立公教進行會。理由有四：
（一）奉教宗之指示。
（二）教會初期，全體敎友，不分貴族、軍人、勞工，都為福傳賣力，今日中國情況類似。
（三）據說中國老教友以特權階級自居，既無興趣，也無能力宣傳福音，這不足為慮。應加强「福傳意識」，因為基督信仰是一種酵母，燃起福傳心火，對敎友的人格與尊嚴，不但無損，反而更能强化、聖化。為了預防別有用心人士魚目混珠，在公進會章程中規定，只挑選信教虔誠、生活規律、不自私自利的人參與；他們在主教領導下，成為得力的傳教助手。
（四）中國人的血液裡蘊藏著組織社團本能，何不善加利用，為主效力？何況目前各地已有公進會的存在，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大慈善家陸伯鴻先生便是上海推動福傳的模範領袖。
事實上，由全國各地教友要求成立公進會之函件，如雪片飛來；也有不少主教表示不必因噎廢食。我認為時機已成熟，便和公署的安童儀、高彌肅兩位秘書，以及教育聯合會同仁共擬公進會臨時章程，並向羅馬報告。
獲教廷同意後，我便立即照章推行。幸賴教區首長積極合作，公進會在各地很快地紛紛成立起來，口號是：「動員中國以便歸化中國。」
在代表公署開會時，榮任北京公進會長的魏丕治對我說：「從前我們像未成年的小孩，今天擔當重任後，方覺我們已步入成年。」（圖見79頁）
「公教」二字在中國古典中曾用過：南明桂王的嫡母后（洗名烈納Helena）在致教宗書中，公教與天主教兩詞並用。公教雖非雷鳴遠發明，卻被他大力推廣，尤其在演講中常用。「公」乃天下為公，表示公教有天下人的宗教之意。這稱呼卻不為傳教士所歡迎。某晚在代表公署召集公進會男子部開會時，偶而聽到公教二字，全體與會教友一致表示贊成採用。並非天主教三字不妥；只因這名詞曾在不平等條約中使用過，為此要表示教會與不平等條約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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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北伐成功，宣佈統一後，列强反應冷淡，敎廷却當機立斷地於八月一日拍電給中國主教和人民，全文如下：
「可敬的全體中國主教、親愛的神職與全體教友，以及中國極崇高的全體國民：
聖父對中國的時局始終極為關懷，在各國家中，他不但是以完全平等態度對待中國之第一人，還以真摯的心情在羅馬躬親祝聖首批中國主教。今悉中國内戰結束，不勝欣慰，並謝主恩。殷望中國以仁愛與正義為基礎，保有内外持久而有效的和平。為達到此目的，聖父希望並祝福中華民族的正當要求與權利，都能獲得（列强）圓滿的承認。中國人口之衆，擧世無雙，擁有古老文化和光輝歷史，若能維持公理與秩序的話，光明的未來，指日可待。
聖父願中國的傳教事業，有助於中國的和平、福祉與進步。今重申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國教區首長之『由登極初時』通諭所言，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對合法的政府表示尊重和服從；也這樣訓誨人。只希望傳教士和教友獲得自由與公民權的保障而已。
聖父為達福傳目的，曾鼓勵各教區首長成立並發揚公教進行會，以使男女教友，尤其可愛的青年們，用祈禱、善言與善行對祖國的和平、社會的福利，以及國運的昌隆有所貢獻，進而使福音的聖訓和原則，日益發揚，並經常協助主教和神父，傳播基督思想，推行基督的博爱，以便造福個人與社會。
最後聖父重申對中國的和平與繁榮之祝福，切望全能上主俯聽我們的祈求，廣賜宏恩。兹以慈父般的宗座祝福賜給中國全體國民。」
國務卿嘉斯巴利樞機
梵蒂岡，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我立刻請人把這封通諭譯為中、英、法文，分寄給各教區首長，也交給路透社、一家中國通訊社，及平、津的報章去發表。
中國教友對八一通電無不歡欣若狂，感激不盡。新聞界爭相刊載，並撰社論加以讚揚。傳教士們對教宗這一壯舉鼓舞雀躍。但也有些人並不興奮，北京林主教對我説：「這文件足以把教會和外國政府間的關係切斷。」這點很重要，這正是教會所願見的，因為教會不願重蹈菲律賓的覆轍：客籍傳教士因過分接近西班牙政府而遭驅逐出境。法國的保教權從此結束，法籍傳教士的特權被封殺，他們當然不太甘心。識大體的人仍不在少數。相信假以時日，待局勢明朗化後，大家都會為教宗的這項高瞻遠矚而喝采。差不多所有天主堂都給予肯定，也紛紛致書公署表示擁護和銘謝。北平教友自動募捐，把電文翻印兩百萬張分送他人。大家也藉此而團結起來，以作教友和公民而自豪。中國主教們也聯名致謝。
這件劃時代的文件把圍繞在傳教區的烏雲一掃而空，仇教者再也不能說我們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了。這通電像一座橋樑，把教會與中國政府聯合起來。包括外交部長等多位官員直接向我表達了他們的喜悅和感激。
這通電在外交團中也激起了深遠影響。德、義、西等公使都表讚賞。其他外交官閉口不語──這正表示教宗通電的正確與深遠影響。
八月間，教廷駐日代表賈狄尼總主教（Giardini）與米蘭外方傳教會總會長馬納神父（Manna）聯袂來訪，作了駐華代表的貴賓（圖見78頁）在交換傳教意見時，曾談到日本的敬禮天皇，以及中日的祭祖和祭孔等禁令，實有修正必要，因為兩百年後的今日，早已時過境遷，中日的文化與宗教上的禮儀往往僅具社會民俗的意義。（編者按：這些禁令先後於一九三五和一九三九年，在剛公擔任傳信部次長時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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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汗八里）總主教蒙高維諾曾把彌撒經書翻譯為中文，他在一三○五年的信中還提起，至少部分彌撒使用本地語言。
鑒於中國人學習拉丁文有困難，耶穌會士們委派金尼閣神父（Trigault）到羅馬請示，並由教宗保祿五世，於一六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特准使用中文擧行禮儀。著名漢學家，意籍的利類斯神父（Buglio）曾把彌撒經書，日課，以及聖道茂的超性學要等潜翻譯為中文。可惜該特准不曾付諸實行。
後來時過境遷，夜長夢多，這問題在傳信部曾多次引起正反兩方之激烈辯論，未有定論。（編者按：一九四五年聖職部始准一些傳教區有限度的使用本地語文之禮儀。到梵二大會才完全開放。）
法國史學家兼考古學家杜格森蒙席（Duchesne）曾寫道：「對無信仰者而言，天主教好像歐洲的宗教。因為天主教雖以其固有的智慧而傳播，但也吸收了不少外來的──歐洲的成分，像希臘哲學、羅馬法律、歐洲藝術……這些背景足可説明為何公教在歐美傳播得很快，而在其他地區牛步不前的緣故了。」
聖教初期猶太化的基督徒曾因强迫外教人舉行割禮而犯下錯誤。現在西歐的傳教士也在强迫遠東人予以西歐化也犯下雙重錯誤：
（一）理論方面：公教信條是種子，是原因，西歐文化是土壤，是條件；種子本身孕育生殖力，而土壤則無。因此，公教的有效原因和有利條件不能混為一談。更不可喧賓奪主。
（二）神學方面：公教是普世萬民共有的教會，不拘限於某一種族，某一文化，「没有希臘人或猶太人、受割與未受割、野蠻人與秀提亞人、奴隸與自由人之別」（哥三11）。新中國雖由西歐學習科學文明和政治、經濟、社會等，但仍願保留固有的民族特性、特質。
哲學家胡適曾説：「基督教想再征服中國之美夢好似就要幻滅了，我們有很多理由反對外籍教士──帝國主義的先鋒……我們這悠久文化之大國曾先後滅掉景教、祅教、摩尼教、也四次迫害過佛教，仍能將它滅掉 我們誓要打倒基督教不可，因它是由外傳來的。」
為今之計，首應把福傳之神聖工作與列强的政治行動絕對分開。孔，老哲學中敬天思想與公教教義不謀而合。公敎敎義可使中國優良的思想、習俗予以超性化。
北京助理主教富成功有意在北平設一中學，這當然是件好事。他從法國募捐回來後，法文報紙説他要成立一所法文大學。公教人士大感震驚，好像要和本篤會負責的輔仁大學唱對台戲。
我請富主教澄清事實真象，他説只成立一座直屬教育部的高等學校，是一座「大」學校而已，也計劃在校内開設大學課程。我覺得他的雙關話另有隱情。
二月間，富主教帶來兩位協助創校的道明會神父看我。我問富主教：
「誰捐的基金？學校歸誰？」
「是法國政府及法國銀行捐助的，歸法國政府所有。條件是，不准使用傳信善會的基金。假使北平歸屬中國主教，學校將屬法籍道明會。」
「既然道明會士來主持法國之學校，嚴格說來，我不能視你們是傳教士，這也不能算是教會事業──『不可能同時事奉二主』（竇六24）。請問到底是大學或中學？」
「向中國申請是大學，但實際僅一所男中，一所女中，而後要開設大學課程。學校只簡稱『道明學院』或『中法學院』。我還有聖部的許可。」
富主教後來補送的傳信部「同意書」中，上面只寫女子高等教育，根本没提大學字樣。富主教也接受了法國公使頒贈的榮譽騎士勳章，以酬勞他忠於法國保教權，引人景仰法國之傑出表現。
該校九月初開學，典禮中一位中國神父特別注意到林主教未提「天主」之名，便預言説：「除非上主建屋，建築的人徒勞無功。」（詠一二六1）
學生以為是大學，實際是中學，心中不平。上課没幾天，學生要求成立男女聯合會，遭富主教拒絕。後因有兩名左傾學生被開除，再加上（很可能是）共黨分子打邊鼓，形成了學潮，演變成打倒文化侵略，視天主教為帝國主義的工具。
輔大首當其衝，遭受波及。看到輔大之公教學生為保護自己的信仰被迫控訴北平法國傳教士之思想不當，我當然非常痛心。輔大校長把教宗之八一通電懸在大學禮堂，也登報表示輔大絕非帝國主義工具，雷鳴遠也來輔大演講，總算挽救了輔大危機，振奮了公教青年的信心。
聖座馬上召富主教赴羅馬述職，富主教立刻動身，取道西伯利亞。行前向我辭行時氣氛十分融洽。雖然我和他見解對立，但我不能忘記他在很多場合為我效過勞。富主教後來因中風死在火車上。遺缺由保定滿德貽主教（Montaigne）繼任，而滿主教之缺由中國神父周濟世接替。（道明學校因學生集體退學而停辦。道明會神父和修女返國。聖母昆仲會接辦男中，取名盛新中學；仁愛會接辦女中，取名佑貞女中，兩校辦的均很出色──譯者識。）
法籍倪神父（Carnier）在北平教區服務，屬於「好生怨言，不滿命運」（16）型人物的代言人，寫了一本法文的「基督在中國」，强調成立國籍教區是謬論而不切實際的。今列出其内容，分別加以澄清：
（一）倪神父原要幫助傳教士，可惜幫了倒忙。他因懷恨雷鳴遠神父，而含沙射影，假托一位「雷鳴」的人，加以無情之攻擊，而讓大家知道神父之間的不和，這對教友而言，顯然無益。書中以兩位傳教士對話方式，怨天尤人，譏諷同事或嘲笑中國人。而對傳教問題，不曾有過一句熱忱的話。
我們的傳教士絕大多數都很優秀，並不像作者所描繪的那樣糟。
（二）作者以中國革命作背景，收集一些低級與殘酷的事蹟，甚至也收集了惡意中傷的謠言。當然革命期間難免有些事件發生了，但不能因此便説中華民族不良。就像不能因法國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而說法國人殘酷一樣。此外，傳教士來華不是為羞辱中國人，而是來尊重、歸化中國人。
（三）倪神父另一荒誕的寫作，是一本攻訐雷鳴遠的專集。有違基督徒仁愛精神。雷神父不屑予以反擊，也勸阻哲學家馬利坦（Maritain）的仗義執言。雷神父做得對，無益的筆戰徒增人們對傳教士的反感。人人都有缺點，雷神父也不例外，恐怕他在慷慨熱忱方面稍嫌過火。但他視福音為慈愛與公義的經典，他服務的對象不分膚色、種族。他精通中文，擅長中國書法，試問反對者有幾位比得上他？
説穿了，作者的理念重心是反對成立中國教區──這樣打破了白人藉武力福傳的美夢。當然，法籍傳教士，漸漸由多數變成少數，由主人變成僕人，心中不是滋味就遷怒於雷神父。但要認清中國風行的愛國運動，並非雷神父所發起。這是大勢所趨。何況教友也覺醒了，他們自然要愛自己的國家，而不願被人譏為「帝國主義的走狗」。
（四）「教會事件」通諭和上海教務會議都明令各修會間要通力合作，而倪神父卻唱反調：他認為「在法語領域上」竟讓美國本篤會設立輔仁大學，等於教區像「被斬了頭似的。」
（五）作者認為，中國革命使白種人的特權喪失，等於基督教會末日來臨，中國教會將進入黑暗時期。幸虧這只是極少數人的想法。多數人相信，中國公敎與列强勢力劃分界限後，自會發芽生長，欣欣向榮。
（六）作者以為白種人應是統治者，而黃種人應受統治。他對中國主教頗有反感，他幸災樂禍地説，中國主教不如外國主教能幹。我也承認，要中國主教一步登天，未免强人所難。
（七）倪神父的另一小册「魔鬼在中國」，雖未公開發售，但在中國卻流傳甚廣，且被法文「北京日報」全部登載。作者企圖為自己辯護。他的攻擊和著作，本不值得重視，也不必對他苛責，他很可能出自善意。但他的著作基本上都與教宗的命令相違背，因此我們不能緘默，必須予以揭發。
倪神父的書在中國被教廷下令禁止流傳；傳信部由於我詳細的報告，命令他離開中國。他立刻服從，回到法國。
中華民國創始者的社會與政治主張──三民主義，被很多學者和政治家視為新中國的福音，也規定在學校──包括公教學校──講授，因此引起某些傳教士的疑慮，此外，向國父遺像敬禮也有人發出疑問。
在孫中山先生的言行中，僥倖不曾發現有攻擊教會的地方。三民主義裡未曾提起傳教士，僅少數主張似乎不太理想，而只要以公教的社會原則加以更正即可。所以我對在公教學校講授三民主義思想，以及向國父遺像鞠躬認為可行，羅馬後來也加以追認。
北伐勝利，理論上中國是統一了，但在同時，共黨與反基督教宣傳，在中國某些地方正如火如荼的蔓延。各地悲劇，像雪片般傳來：
西安、海豐、汕頭、西灣子、蚌阜、衛輝丶吉安、韶州、漢口、長沙、蕪湖、信陽、廣州，等地的教會都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傷亡。中國政府也在努力鎮壓暴亂。大家都願和平早日來臨。我也勸他們在艱困中保持堅忍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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