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
在法國出版了一本反對雷鳴遠、我和聖座的小冊子,書名是:「一個世界危機──外國的天主教法西斯主義」,表達了極少數思想落伍的傳教士反對中國神職的濫調。我雖然很難過,但卻更加強我的意志,無論順逆,無不竭力貫徹聖座指示,並與頑固的傳教帝國主義周旋到底。
傳教區的真正主人並非傳教士,而是本籍神父和教友,正像年幼主人的財產不屬於監護人,而是屬於年幼的主人。年幼的主人到達成年之後就可以自立了。可惜,中國教會已三百年了,仍被視為未成年。
我原諒那些侮辱我的人,「如果我還求人的喜悅,我就不是基督的僕役」(迦一10),有些是出於善意。但我仍堅持我的原則,也就是按基督的聖意,以宗徒形式,把教會在中國建立起來。
日本為文飾霸佔中國的侵略行為,便尋求一藉口,聲稱滿州人願意獨立成為滿州國,立遜清末帝溥儀為元首。
日本無情的砲轟上海,不知其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有人推測,一方面為分散侵略東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威脅中國不可敵視日僑、日貨,並逼使中國求和。
世界輿論無不同聲譴責日本。可惜國際聯盟僅發表一原則性聲明,無濟於事。
教宗致中國駐國聯代表顏惠慶博士的電報,為中外各大報爭相刊載。上海教區的事業也受到波及,損失不輕。上海惠濟良主教,不顧危險,組成救護隊,救治傷患。
四月十四日,義國駐華公使招待一位由國聯派來調查滿州事件的調查團團員之一的義籍代表馬列士高堤爵士(Marescotti);在歡迎會中,張學良將軍囑我在義籍代表前,替中國說些好話。我答覆說:我們對世界紛爭不加干涉,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也同樣不便過目。但是如果調查團問我,我將以維護真理、正義與和平的立場發言。滿州事件出乎張學良意料之外。
終於機會來了,爵士到公署來看我,我對他說:「在中日爭執中,國聯的威望正受到考驗。我認為,無論成敗,維持原則最重要。國與國必須互信,國際間要強調正義。……假如不尊重他人的權利,還有什麼好談的……。」
中國是攻不破的,消極抵抗將會成功。到了時候,侵略者會自動放下武器。想當年美國華盛頓將軍,終於使強大的大英帝國屈服。
中國深悉消極抵抗的力量。
中國主教們對國聯調查團發表了一封公函,對日本的各種侵略藉口,予以辯駁和澄清:「日本的行為不僅為國際公法所不容,也為永恆定律所不許。希望調查委員先生們做一公正無私的調查。它關係著五億人民的幸福。……」
受難者的血淚卻使汀洲的望教者數目增加,頗有安慰。上海聖家學校被徵用為日軍總都。全體神父留在工作崗位上。租界內的震旦大學收容了中國傷患。陸伯鴻和其他教友都逃到租借地避難。
吉安的金瑪竇和陳保祿兩位中國神父和一百多位教友被共黨所害。傳教士繼續留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在棗陽、漢陽、攸縣、衡陽、長沙、漢口等第都遭受共黨蹂躪──他們和蘇俄有來往。
政府軍人數不足,鬥志不強,面對視死如歸,以山區為基地的共軍,就顯得難以應付了。
傳信部向中國主教及傳教士發表了一封公函,說明去年雖然飽受血汗磨難,但在全國仍有五千人受洗,教友數字已逾兩百五十萬,實在難能可貴。目前幾乎所有教區都遭受到動亂,希望不要氣餒,把一切托付給天主。
光主教受巴黎外方傳教會之托,以八個月時間訪問印度、中國和日本。四月十八日蒞臨北平,我一向都非常景仰並感激這位偉大的傳教士,我以能招待他為榮。
他曾於一九一九年來中國視察,召集了五教區(那時全國只有此數)主教開會。我出使前,曾看過他巡閱中國教務的報告,位我鋪好了路。在上海教務會議時,我曾一再說明,大會的成功,部分原因應歸功於他事前的未雨綢繆。
當他擔任巴黎外方傳教會總會長時,我曾和他商議把他們修會管轄的四川,劃出三個中國教區的計劃。他立刻表示贊成,並盡力促其實現;這也實現了他們的會祖陸方濟主教建立本地教會的目標。我於一九二六年再羅馬首次和他相會,印象深刻。
光主教追隨時代潮流,處事快速,強調遵循聖座指示的必要。當然不免得罪一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對中國充滿信心。和他相處三日,終生難忘。他談話風趣而有建設性。我們一塊兒去參觀天壇。我們想像中,看到代表億兆國民的天子,由百官相陪,齋戒沐浴後舉行祭天大典。這個禮儀,可能源自一神教時代;後來才加入異端成分。當我們站在天壇正中時,光主教建議說:「讓我們念一遍天主經吧!」我們念了天主經、聖母經與聖三光榮頌各一遍,他已老淚橫流,淚珠落在鬍鬚上。當時我們的心思都飛向天主。中國人正如古代雅典人一樣,曾為不知其名的神設立祭壇,這正是我們傳教士要給中國人介紹的。(圖見87頁)
光主教在這次視察後寫了一本書,書中對我說了些客氣而誇讚的話,令我不安,但也有一些歷史價值,茲摘錄於下:「剛總主教是天主特選決定中國教會命運的人物。他在任十年來,朝乾夕惕,貢獻良多。在危機重重之中,鎮定指揮著中國教務,當機立斷,挽救了中國教會的衰亡。透過全國教務會議,國籍教區的成立,教育聯合會的創辦,各種組織的興起,為中國教會注入了強心劑,得以起死回生,欣欣向榮……。」
光主教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逝世升天、臨死前把會院的修士叫到身邊,一一為他們祝福。(圖見87頁)
我在北平經常參觀畫展。東方繪畫,未見色情的內容,這是東方繪畫之光。中、日藝術不重人體描繪,是一首眼睛可看的詩詞。有一天,一位美國修女問我可否去參觀故宮博物館。我說,館中沒有傷風敗俗的展覽品,當然可以參觀,而且為了明瞭中國藝術精粹,非去參觀不可。
某次參觀了一個小型畫展,看到陳緣督畫在絲綢上的一幅仕女圖,頗具中國傳統風格,非常欣賞。他是名畫家秦伯路的入室弟子。我請他到公署來,希望他繪一張聖母像。我把道明會名畫家昂哲利高(Angelico)的作品拿給他看,又把中文福音送給他閱讀,和他談論聖母的故事,這對他並不陌生,因為中國人的觀音菩薩,慈航普渡眾生,和我們的仁慈聖母類似。沒過多久,第一張中國式聖母像就這樣誕生了。凡看見的無不咋咋稱奇,這張畫後來在很多船叫雜誌中出現。(圖見371頁)
後來我再提供其他宗教題材,只是他不能執筆裕如,這是很自然的事。我的中文秘書送他一些天主教書籍,言明是為進入「畫境」,並非讓他入教。兩年後的一天,他對我說,他對宗教原不在意,近來因讀福音關係使他心神不寧,因此他願聽道受洗,以求心安。
陳緣督聽完道理後,於一九三二年聖神降臨節日,在代表公署小堂由我給他施洗,他取聖史畫家路加為聖名。這天可說是中國公教藝術的降臨節,以輔仁大學為基地,強有力的向前邁進。後來也逐漸深深地影響了日本、越南、印度與菲律賓等地的藝術公教化。
陳先生的皈依使我想起明朝畫家兼詩人吳歷,取名路加,後來進入耶穌會。他的繪畫受人推崇,也寫了一些護教小冊。
今年四月七日至十二日,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幾位知名的教友被政府邀請參加,他們是:司鐸兼學者馬相伯、陸伯鴻、魏丕治、吳有惠、張懷博士。
張懷在會中提起,現在人心不古,儒、釋、道所提供之方法不足應付,應提倡天主十誡方能消滅共黨,恢復道德。
四年的經驗証明公教進行會絕對有其必要,在各地已建立起來,並已發揮作用──在討論宗教自由、教產保障和國家會議時都請教友參與,值得欣慰。我們修改了公進會的章程,也增加了幾條。使這組織建立在統一而穩固的基礎上。先要培養教友的傳教熱和使命感,才能出現大規模的規畫運動。
兩年前曾向傳信部請示,中國神父念日課,作彌撒至今仍沿用當地修會之禮儀日曆,這是否合理?我已讓中國主教管理的教區使用普世教會公用的禮儀日曆。此外為適應中國需要,也把中國殉道聖人納入日曆中。
傳信部於今年六月十六日給予肯定的答覆說:傳教士來到傳教區,應使用普世教會日曆,同時,也要加入地方特殊節日,如真福和德理、中華殉道真福、以及傳教主保聖方濟薩威和聖女小德蘭。從此,日課和彌撒不必再沿用修會之禮儀日曆了。
今年八月十九日傳信部長王老松主持了丹麥全國聖體大會,為千位兒童送了聖體;聖體遊行時,體力幾乎不支。同年二十八日在荷蘭祝聖山西大同主教後,終於病倒入院,兩天後去世。
他是我的上司,我不但愛他、敬他,也景仰他。他生活聖善,高瞻遠矚;徹底改良了傳教方法。教宗的傳教通諭上,像「夫至大」、「羅馬教宗」、「教會事件」、「由登極初時」等可以看出他的手跡。
他開始大力推展成立本籍教區,並非沒有困難,但他也非見難而退之人。他絕不浪費光陰。他像領導有方的將領,由戰壕出來,先占領據點,而後率部下勇往直前,絕不退縮。
我一獲得部長逝世的消息,就馬上發函給全國教會領袖,位這位任職十四年的傳信部長的靈魂獻祭祈禱。我在北平位他舉行了追思大典,全國各地也都為他舉行追悼獻祭儀式。
美籍本篤會總院長司泰來,以其英勇與犧牲的精神創立了輔大。可惜有失策之處:一是沒有籌募基金,另一是委任一位教區神父做校長,會士不甘服從。他於兩年前逝世後,繼承人寇克總院長(Koch)於今年來北平視察。他很願意把輔大辦好,可惜找不到支持者,又趕上美國經濟大恐慌,聖文生及卡西諾本篤會都拒絕支援。
今年年底我因罹靜脈炎臥病在床,終於輔大危機的惡耗來到病榻前。我於十二月二十日,便把輔大清單寄給羅馬並附一份說明。這是我向羅馬呈報最傷心的文件之一。
聖座盡力挽救這最高學府,把它轉交給德籍聖言會士接管。該會在美國已有一個會省,高等知識份子眾多,其中佼佼者有韓寧鎬(Mittler)……等。於是這個生氣勃勃的修會又使輔大欣欣向榮起來。
由此可得一教訓,沒有基金和辦法之前,不應創立事業。創業固困難,守業也不易。聖經早預告過不能完工的尷尬(路十四30)。樂觀與大膽應由深思和睿智去支持,去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