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
今年正月十四日適逢真福和德理（Odorico）逝世六百週年紀念，我應邀在其故鄉的紀念會中作了演說：「他以傳教士身分，奉上司和教宗之名起程，在北平協助蒙高維諾總主教，歸化人靈，成績斐然。但因「莊稼多，工人少」工作多年後，冒險返回歐洲，請求教宗派遣更多的傳教士來中國傳教。可惜過度的辛勞和千里跋涉的奔波，耗盡了他的精力，終於義國北部伍地乃安息主懷，迄今整六百年。（圖見86頁）
他享有宗座的差遣，是個具備祈禱、讀書、勞動、克己的完美傳教士。傳教士不該是一個有嗜好的人，或毫無約束的志願軍，或世間利益的探險者與經紀人。他應是上主所派遣的人。真福和德理正是不折不扣屬於教宗的人。
為何蒙高維諾不為自己準備繼承人呢？他由教宗克萊孟五世（Clemens V）獲有此權。從中、日初期教會的經驗可知，教宗的眼光與遠見多麼正確：為已建妥的教會委任本地神職領導，即所謂本地主教。」
正月二十五日回到我所創辦的育幼院，我為這些已長大的戰爭之子付了堅振聖事。當我離開時，他們撲到我身上，痛哭流涕。面對這些被父母遺棄，可愛又可憐的兒童，我也情不自禁的哭了。
三月五日我以「中國的危機」與「中國傳教區的悲劇」為題作了一次演講，當時傳信部長、秘書長也在場。演說全文以「絕望中的希望」為名出版了。信德通訊社也對我作了訪問。
86頁圖
（一）拜訪好友
六月二十日我乘船赴美參觀訪問。美國是一個年輕英勇的國家，他們把兩件似乎矛盾的事，美妙的交織在一起：處事的實証主義與生活的理想主義。我先到紐約，訪問座落在市郊的聖母山崗──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總會院。我認識許多馬利諾會神父，因為中國有好幾個教區託他們管理。看到一大批抱有崇高理想的青年，使我感到無比愉快。附近是馬利諾修女會的會院，她們是傳教士的得力助手。我也看到一位特殊的馬利諾會士──湯作霖神父，他是雷鳴遠的至友與伙伴。為贏得偉大傳教問題的勝利──祝聖中國主教，而吃了不少苦頭，值得欽佩。
我做了教廷駐美代表畢翁地主教（Biondi）的上賓，他擔任傳信部秘書長時，我就認識他。作客期間，代表的兩位醫師建議我把威脅健康的左腋下之小腫瘤拿掉。我欣然從命，就這樣在代表公署住了一個多月，大家相處如兄弟。
美國人一般說來都很親切、好客、慷慨，但不重俗套，到處都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文質彬彬的人。他們對健康、運動、賺錢、享樂，不免有點過火，大家整天忙個不停。家庭基礎不穩，離婚與節育潛伏其中，是一種隱憂。因此在美國就很少見到像在中國窮苦鄉間所有的那種安詳微笑的面孔。
美國是由不同民族溶於一爐，迄今尚未化為一個民族，因此談不上美國的固有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多是歐洲及遠東的藝術品或複製品。高大的建築都遵照希臘、羅馬建築的格局。摩天大廈是美國式建築的新風格，重實用而不重美觀，我不大欣賞。不過他們也開始細心設計些有藝術風格的建築了。
（二）美國的天主教會
美國新教派別繁多而分散，互相敵對、競爭。還刊登請進教堂的廣告，教徒並不虔誠。僥倖他們還保有基督的文化。若想尋回基督徒的真生活，只有從天主教會裡才能找到。
美國天主教會充滿青春活力及奮鬥力量。組織與管理強而有力，財產制度和學校組織都很健全。華盛頓大學是一小型大學城，堪稱第一流高等學府。尚有十餘所公教高等學府，遍佈美國大陸。值得借鏡的是，美國神職人員，入會的或教區的，不分男女，都盡量入大學，以便獲得國家承認的文憑。
我訪問過芝加哥與費城的神哲學院，其功課與院規非常嚴格，以公民式教育薰陶修士。因為聖召的甄選嚴格，可預卜公教在美國的力量必將更壯大。從前美國的主教也從外國人中挑選，但這早已成過去，今天都由清一色美國神職界擔任。這也是各傳教區應走的路線。
各修會團體不管是由何國遷來，一到美國便神奇地發達起來。但應有一條件──應變為美國的修會。若仍由外人領導，或用外語交談，則會萎靡不振，或導致分裂。
（三）美國人的傳教精神
美國教會也曾是傳教區，一旦能自主，立刻以巨人姿態從事傳教工作。華神父（Walsh）和布神父（Price）創立的馬利諾外方傳教會，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今天以結實纍纍了。計有一百五十位神父，三百八十位修女，在中國負責四個獨立傳教區，在其他地區也有他們的事業。此外，在美國成立分會的傳教修會，在遠東各地都有他們的傳教足跡。其中包括創辦輔大的本篤會。
美國教會的財富大半來自教友的樂捐。他們對遠方的乞援，不論主教或教友，無不慷慨解囊，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不讓受惠者難堪。
美國除了供應傳教士外，又有傳教基金的勸募，由各教區主教負責，成績斐然。七月間我也參加了水牛城附近的遣使會大學召開的「傳教十字軍會議」，他們是來自各教區的男女幹部代表，從事在校內推廣傳教的工作。
我相信，也希望美國公教前途似錦。歐洲的很多傳教事業，若沒有美國教會的協助，就難以為繼。美國天主教福利會也貢獻了不少積極的協助。傳教事業是上主的事業，不屬於這一國或那一國，是為大家所共有。我們在感激古老國家對傳教的輝煌貢獻之餘，也希望新興的國家奮起直追，為開拓新的神國而更上一層樓。
（四）旅途省思
我在回程的船上雖孤獨卻不難受，因為「當你獨處時，你會屬於自己」，我陶醉在閱讀中，研究些傳教問題打發寂寞。
傳教像打仗，有勝有負，失敗了就檢討原因，以便贏得未來勝利。我們的傳教士都很傑出，品學兼優，苦幹和犧牲精神令人欽佩，成果卻不相稱，有些偏低，值得檢討。是策略上出了毛病。
聖保祿是傳教的最佳楷模，他馬不停蹄的旅行，到處建立新教會，留給本地神職負責後，馬上轉往他處，只是偶而回來巡閱一番：「我奠基，而別人在上面建造」（格前三10）。現代的模範傳教士聖方濟薩威，一生也馬不停蹄的到處奔走：跋涉印度、日本、中國、而客死他鄉。
過去在中國的傳教士，受到列強的軍事、經濟、政治等外國勢力的羈絆，脫不掉舶來品的色彩，因而破壞了以基督兄弟之愛為號召的天主教會的形象。最後教宗溫和而果斷地建立了本籍教會，恢復了中國人的尊嚴與自由，再透過傳教士的服從天職，犧牲雖多，成果卻很豐盛。權威與服從就是公教事業成功的關鍵。
八月十七日我返抵北平，立刻展開工作。
公進會長陸伯鴻和另一位教友劉俊卿爵士對中華民國新憲法第二款：「尊重各宗教自由」貢獻良多。現在終於能夠由中國人和中國政府直接談判宗教的合法權利，不必再勞駕外籍傳教士和外交部打交道了。
中國局勢仍然混亂不安，數位將領反抗中央，另外，赤禍繼續蔓延。但南京政府主席蔣中正不愧為中流砥柱，他正採取必要的平亂措施。
我們仍以忍耐、愛德和英勇的態度面對磨難。共黨和土匪在政府勢力達不到的地方作威作福。至今仍有七位傳教士落在土匪中。他們要求巨額贖金，但是我們無法回應，否則也就等於鼓勵他們。我的心情雖很沉痛，然而為了杜絕更大更廣的勒索，有時須要付出較小犧牲。
這時，長江氾濫成災，兩湖、江西、安徽等地教會災情慘重。我們全力展開救災濟民的工作。
天主教在中國現代思想中，是否產生過幾位受人重視的學人、哲士或作家？人人都說馬相伯是位著名學者與司鐸，但他僅是位文學家而非思想家。據我所知，他不曾撰寫過一本為中國人閱讀的護教著作。在文化園地裡我們尚在牛步。
胡適認定基督思想不能立足中國。他錯了，他未洞悉天主教神秘默化的力量足可改變文化，更新文明。
我們所歸化的教友多為下級社會人士──有的為得到外交保護，有的為物質利益，打不進中上階層社會。當然也有些知識份子教友，給教會增色不少，他們多是來自古老教友家庭，尤以上海教區最為顯著。我們急需精通固有文化的護教作家，以闡明信仰真諦，創造有利的公教氣氛，否則不易使中國歸化。「中國教區、修會與神哲學院的創立，正是為未來美好的遠景做準備。」
耶穌在世巡行各處，施恩行善，許多人不是為精神，只是為肉體才尋找耶穌。然而，一般而言，最初可能是本性的，而後經過教義的薰陶和聖寵的默化，使本性的動機變為超性的了。中國有些冬季要理學校，免費供給食宿。法國保教權吸收了一些犯法之徒。有人為了特殊利益而領洗。這種方法若大量採用就會產生不良影響，尤其後續工作若有疏失，會造成很多教友的疏離感。若用這些金錢去建立傳教事業，像教堂、學校、醫院等則會更好些。
傳教事業不是只靠祈禱就能建立起來的。傳信善會，聖嬰會，聖伯鐸聖保祿等善會所能給予中國教會的補助也很有限。中國教友大多認為教會有錢，只知要錢，不會捐獻。目前已有轉機，自養的觀念日趨成熟。
日本地狹人多，壓力日眾，霸佔台灣和朝鮮之後，又覬覦東三省。趁中國政府因內戰、共黨、和水災而正焦頭爛額之際，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夜晚閃電佔據了東北三省各重要之軍事和商業據點。中國政府採不抵抗政策，並向國際聯盟申訴，後者也因經濟問題而自顧不暇──這也早在日本預料之中。
各國的外交人士對衝突的道義問題多不重視，他們只重視事實與勝利，雖然自知這樣下去將會越演越烈。只有天主教會具有公義與人性的永恆不變原則，早已看出這幕悲劇很快就會過去。
九月二十七日，日本新聞社聲稱，在日軍行動前夕，東北的天主教美籍傳教士（撫順瑪利諾會）在瀋陽集會，鑒於地方政治不安而有意請求日軍保護。我馬上進行查証工作，撫順教區負責人親到北平堅決否認。因此我在「平津日報」發表聲明，嚴詞斥責日本新聞社的電訊為荒謬子虛。這家報紙刊登了我的聲明，也給予教會好評。
這一年教會仍受到土匪和共黨的磨難。漢中教區的十二個縣或被土匪佔據，或在危險邊緣。漢陽、漢口以及其他被共黨蹂躪的地區民眾，由於目睹教會的無比愛心，對教會非常推崇。在這場災禍過後，不少人表示願意信仰基督。這是自該教區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現象。
我於五月二十日到達興安，為被土匪殺害的邵監牧（Soggiu）舉行隆重葬禮，陝西主席楊虎城也派代表參禮。老河口的恩利濟主教於五月十五日也被共黨逮捕，四個月後被釋放，因健康極壞而去醫院療養，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安息主懷。
此外，在吉安、安慶、宜昌也有不少傳教士傷亡的報導。
傳教士的生活可分為祈禱、讀書與工作。讀書是過程，而非目的。但文化能引起人的興趣，可啟發理智去承受信德的恩賜。
傳教策略可以質量並重，雙管齊下。質的策略是指思想的征服──皈依知識份子和領導階層；而量是指歸化一般大眾──給窮人傳福音。
耶穌要我們作世界的光及地上的鹽，給不同的聽眾用不同的言語去往訓萬民。聖保祿引用人文思想，把聽眾引到「未識之神」。初期教會偉大護教學者輩出。教父們與聖師們的學識與啟示並行不悖。聖斯定是主教和神學家，堪稱最偉大的傳教士。他的「天主之城」──傳教總綱，利用人文學識為上主真理服務。本篤會和耶穌會也都表現不俗。
北平和遠東宗主教蒙高維諾曾把聖詠譯為本地話（蒙古語？）又為修士們教授拉丁文。利瑪竇、利類思、湯若望、南懷仁和其他耶穌會士，都學有專長，一到中國，便對中國的文化與經書勤力學習，以知識份子與貴族的皈依為主。曾試穿架娑，效果不彰；馬上改穿儒服，以便接近士大夫；終於打入皇宮。我希望利瑪竇寫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中義文都有）能廣為流傳，其中有歸化知識份子的經過。
目前中國革命後，努力消除文盲，讀書風氣大增，也有不少宣傳無神、色情及反宗教的書籍。我們應打開一條通路，利用文化作工具，讓中國人瞭解自由真諦。
上海震旦大學，天津工商學院，和北京輔仁大學都發揮了不少作用。印刷事業方面，有上海土山灣和北平慈母堂，後來又在獻縣、北平、香港、兗州、青島、煙台、漢口都相繼成立了印刷廠。此外天津和北平的益世報也都發揮了作用。假如我們不及時趕上中國的思想潮流，將冒太遲的危險。
在中國的傳教士，尤其中國神職界，在文學、社會和科學知識方面應具有一般中國知識份子的水準才會被人尊重。這不亞於名利方面的吸引力。
公教進行會和公教教育聯合會也能給予青年學子最佳服務。利用更多的文化事業去宣揚福音，可讓中國人對宗教的偏見一掃而空。當然，文化傳教只是方法，耕耘和灌溉算不了什麼，只有天主才能使其成長。我們用了文化方法之後，再配以祈禱和忍耐，到時候自然會水到渠成。
加入思高中心FB粉絲專頁
下載思高讀經推廣中心的智慧型手機App